古代旅行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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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让今天的游客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一天之内前往万里之外的异域；标准化与个性化结合的现代住宿业又能为游客提供舒适安心的家外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让今天的游客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一天之内前往万里之外的异域；标准化与个性化结合的现代住宿业又能为游客提供舒适安心的家外之家。但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止步于吃喝玩乐，而是在自我开阔视野、增长智识的前提下对人类文明做出更积极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人的旅行收益未见得要低于今人。他们在简易、缓慢中构建的旅行行为仍值得我们回味与借鉴。

骑驴的文人

蔚为大观的交通方式

我国国土辽阔，地表形态千差万别，使古人旅行方式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徒步、篮舆、乘车和舟筏等各放异彩。

徒步应是起源最早也最简单的旅行方式，《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这可能是最早的徒步旅行记录。战国时，纵横家苏秦也以徒步开始事业，《战国策·秦策》说他最初“贏滕履趹，负书担囊”，在“挂六国相印”后行旅条件大为改善，“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事实上，古代较大规模的旅行生活大都以步行为主，杜甫诗“威迟哀壑低，徒旅惨不悦”就表达了徒步于高山深涧的艰难。当然，徒步也并非都是苦闷，贾岛《送贺兰上人》的“远道擎空钵，深山塌落花”、温庭筠《商山早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梅尧臣《鲁山山行》的“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都道出了徒步偶得美景的快乐。

骑乘是徒步的高阶形式，其最早出于军事需要，《孙膑兵法·八阵》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古人骑乘的工具也较多元，马、牛、驴、骡、骆驼等皆有。行旅诗文中

“驴”出现频率较高，八仙中的张果老就倒骑驴。最早骑驴的是阮籍，史载他“骑驴到郡”，即从今河南洛阳骑驴到山东东平县上任，若按里程算，其“驴”行长近千里！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骑驴三一载，旅食京华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的“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鸣”和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也都是古代骑驴的明证。

古人乘车的历史十分悠久，人文始祖黄帝又名“轩辕”，就与行车关系密切。秦汉时，巨商大贾们“连车骑，游诸侯，因通

商贾之利”，拥有“马车百乘，牛车千两”更是财富实力的象征。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燕姬翠袖颜如玉，自按辕条驾骆驼”，就描写了一位绝色女子驾着骆驼拉的车穿行于元大都繁华街头的景象。

乘坐轿子的历史亦较久远，传说大禹治水就曾使用过多种交通工具，他“路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檋”，其中“檋”就是早期轿子的一种。三国时韦昭解释说“檋，木器，如今舆床，人举以行也”，后来檋因为多用竹子制作而称为“篮舆”。明代《三才图会》中有篮舆图，附文说“陶元亮（即陶渊明）有脚疾，每有游历，使其门生与其子舁以篮舆”。篮舆形状像竹篮，乘者坐于篮中，使二人抬之。宋代秦观在《龙井题名记》提到“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廖，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也’”，宋代陈与义的《初识茶花》也有“伊扎篮舆不受催，湖南秋色更佳哉”。但轿子或篮舆毕竟是耗费人力且特定阶层的旅行工具，又不适宜于长途旅行，故古代旅行选择的不多。

此外，我国境内大江大河繁多，所谓“游江河者托于船，至远道者托于乘”。在江河上旅行最早的交通工具为“筏”，筏是用竹木等物编制而成的简易的水上交通工具，由于制作简单、造价低廉，曾长期被运用于水路旅行，杜甫有“无数涪江筏，鸣橈总发时”的诗句。随着技术的改进，比筏更宽大舒适的舟和船诞生了，人们很快发现乘舟水行比乘车路行有更大的优越性，毕竟顺风顺水不仅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体验如鸟一般飞翔的快速；而且又不耽误沿途风景，正所谓“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篮舆

苦中作乐的旅途生活

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安土重迁，主动外出行旅还是少数，所以诗人贾岛感叹说“世难那堪恨旅游”。由于古代的旅行多为艰险劳累所摧折，多为相思离绪所牵萦，多为悲辛愁怨所压抑，旅行的人如果没有乐观的心态就难以迈出豪健的步履，更谈不上完成漫漫征途。所以，古人形成了一整套行旅文化体系，通过激发旅行本身的乐趣来排遣心中的苦闷。

文章来源：《船舶标准化与质量》 网址: http://www.cbbzhyzl.cn/qikandaodu/2020/1024/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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